金冲及谈做学问的三大基本功：知识系统、问题意识与文字表达｜燕京讲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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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riginal 张弘燕京书评 2021-01-2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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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理 | 张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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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11日上午，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应邀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文澜讲坛第1期，做了题为《漫谈做学问的基本功》的学术讲座，谈及了做学问的三大基本功：知识系统、问题意识和文字表达。以下是讲座摘要。

金冲及，1930年出生，上海人。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专家。原中国史学会会长。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。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、教务部副主任、教学科学部副主任，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，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，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、研究员。第七、八、九届全国政协委员。著有《转折年代——中国的1947年》、《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》、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》等著作，作为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，曾主编过《周恩来传》《毛泽东传》《刘少奇传》《朱德传》等。

一听到我这个题目，可能在座的同志心里不高兴，怎么来跟我们讲起什么基本功？是不是小看我们了，还讲些入门的事情？我讲基本功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调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时候，正好中国女排五连冠。女排们为什么能够得到五连冠？这是全国人民都在琢磨的事情。荣高棠同志写了一个总结，他归纳起来是：“高标准，严要求，勤学苦练基本功。”他讲的基本功，就是经常要用到的东西。

对我们史学工作者来说，基本功主要是三点：第一，你的基础知识、知识面要广，而且要扎实。第二，要有分析、研究问题的能力。第三，要有文字表达能力。当然，现在做学问还有很多其他的基本功，比如怎么使用电脑以及外语等等。

刘知幾的《史通》说，史学工作者要有史学、史识、史才：史学，就是基础知识、历史知识要扎实且可靠；史识，就是对一些问题分析、判断的能力；史才，就是文字的表达。后来，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》里面提出，还可以加一个“史德”，这个问题极重要。

今天我主要讲前面的三个问题。孙中山在遗嘱中说：“积四十年之经验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，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，共同奋斗。”就我现在来讲，积累经验超过了40年。我常常想自己，也想着周围我看到的情况。我看别人之所以能够成长，关键的问题也是刚才我讲的那三条。

我自己工作变化很多。1947年进复旦大学，一直到1965年调到文化部。没工作多久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我就成了“特嫌”，被审查了五年。问题没有做结论，王冶秋同志就把我调到文物出版社。在那边干了10年，调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时已经50岁了。

以前，我从没做过党史研究工作。我入党是1948年初，“文革”前，搞党史研究的同志大概都知道有三个口袋——三个牛皮纸的口袋里面装一些原始文件，这些文件在今天讲起来都属于ABC——我当时的党史知识大概到此为止。那个时候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还是由胡乔木同志管，李琦同志是主任。他拿我过去在《人民日报》写的论辛亥革命的一篇文章，给邓大姐（指邓颖超）念了一遍，邓大姐说这个工作可以让我做。就这样，我负责主编了《周恩来传》。

不是说我这方面有多少底子，但基本知识大概还算比较扎实，有一些分析能力，很重视文字表达。有了这几条，就是搞一个新东西也都用得上。因为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是负责人，我会看进人的材料，历史系、中文系、经济系、哲学系都有。我会看这个人在这三个方面怎么样。如果这三个方面不行，这个人不大容易培养出来；里边有一条、两条不错，有一条差一点，往往以后就感到他还是有缺点；这几个方面都具备的人，接触一个新东西，上手就很快。

我现在分开来把这几点说说。

讲座现场

「知识要有系统，眼光越宽广越好」

先说第一点，知识面要宽，而且要扎实可靠。就基本知识来说，比较重要的有两条：一是知识要系统，二是准确。为什么知识要系统呢？我认识一些学识很广的朋友，他知道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，但看书东一下西一下。这种朋友在茶余酒后一起聊天是最好的，他什么都知道一点，都能讲。但是，他讲的东西你得小心，有的地方就靠不住。我打个比方，我们的知识很多都是从书上来的，家里面的书如果乱七八糟，你真要用的时候都无法找，就不能解决问题。你要把书分门别类，而且要形成一个系统。这样，你看到新书，觉得很重要，估计家里没有就买了，往那里一插，用的时候随时可以拿到。

知识也是这样，你要有系统的知识。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以后，我写了一篇文章，大概有六七万字。不仅要注明是几月几号的报纸，还要注明第几版，书也要求注得特别清楚。这可麻烦了，我找了一个同志帮我核对。我说什么书在哪一个柜子哪一排，大概80%-90%的书马上就可以拿到。这都是一种系统，即便粗略一点，也比东一点、西一点专门在茶余酒后跟人聊天有用。

做研究工作，除了基本知识要系统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知识面要广。我们单位主要是搞党史，我不敢吹牛，对国民党史，我恐怕比多数人还熟悉一点，这个实实在在重要。为什么知识面宽一点有好处？以前梁启超写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，里面批评说，“我们看李瀚章做的《曾文正公年谱》，实在不能满足我们这种欲望。因为他只叙谱主本身的命令举动，只叙清廷指挥擢黜谕旨，其他一切只有代叙，从不专提，使得我们看起来好像从墙隙中观墙外的争斗，不知他们为什么有胜有负！虽然篇幅有十二卷之多，实际上还不够用。倘然有人高兴改做，倒是很好的事情；但千万别忘记旧谱的短处，最要详尽的搜辑太平天国的一切大事，同时要（把）人的相互关系，把当时的背景写个明白，才了解曾国藩的全体如何。” （梁启超：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，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，第103页。）

比如说辽沈战役，出了一二十种将军、元帅的回忆录。我看了以后觉得，写得最好的是《粟裕战争回忆录》。有的将军回忆录讲到战略，感觉是一个战地记者眼光里面的战略；而《粟裕战争回忆录》，是一个统帅眼光的战略，两者根本不一样。粟裕夫人在后记里面说，粟裕本来一直不肯写回忆录，后来他觉得，我们不把过去战争的经历写下来，后人好像觉得这样一个统帅很英明，有一套设计，这个战争马上就要胜利，这样子将来要害死人的，所以他下决心写。

其实政治斗争也是这样，眼光越宽广越好。有很多问题还涉及到世界形势，为什么在“皖南事变”以后，毛主席还想到重庆去？1943年以后国共关系又突然紧张……这跟整个国际形势变化有关。如果你的眼光只看到一面，没有看到全面，你就很难把研究做好。

另外，多看一点不同的书，对你会大有好处。大家可能知道，我跟胡绳武同志是老同学，他比我大7岁，我们一起写了《辛亥革命史稿》， 150万字，四卷本。当时，除了对辛亥革命本身史料的掌握跟研究以外，《法国大革命史》我看了好几种，另外还看了亚非，实际上主要是讲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史的书。比较以后，我就发现有些事这里是这样，中国也像是共通的；这不是中国一个特殊的现象，它有一个共同支配的规律。另外，又看到它们之间不同，不同地方的就能看出中国革命的特点。假定说你只知道辛亥革命，不知道法国革命，也不知道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，你讲辛亥革命只能就事论事，既看不到规律也看不到特点，只能把它的经过叙述一遍。

所以，知识上面要宽，而且要准确。知识要准确，有的时候就要下笨功夫。我不研究汉史，我记得在做大学生的时候编成口诀，“高惠文景武昭宣，元成哀平孺子婴”，脑子里就记得了。一讲到汉元帝，马上就想到在汉宣帝时汉朝已经走下坡路。年代也是，唐朝618-907年，明代1368-1644年，这些没有什么理解和道理可说，但记住了很有好处。你讲到一个别的事情，就想到有几个事件跟它有关；按天来看，国际上怎么样，国内环境怎么样，然后看当时这个事情怎么发展。

比如说名跟字，弄错的事情大概不少。有一位同志在《历史研究》上发了一篇文章，把向方说成是宋哲元，他不知道这是韩复榘的字，这叫硬伤。该记住的事情确实要下笨功夫，不能闹笑话。我在单位负责最后审稿，常常看到有错，我有100%把握的，用不着查，就直接改了；我有90%的把握，就不敢直接改，要找资料，如果确实错了，我再改。总是战战兢兢、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，不敢以为自己记性好而掉以轻心。

陈垣先生主张，历史研究对材料要竭泽而渔。但我们近现代史面对的不是一个泽，是浩如烟海，只能望洋兴叹。所以，在基本功里面要比较、选择，哪些是要花力气记住的，哪些我知道了，哪些比较重要，但是花力气不大、有用、要记住的。特别是我们看书的时候，要注意它的脉络和线索。看完了以后，要利用很简单的语言说出来，如果说不出来了，那就不行。另外，里面有一些经常会用到的知识要记住。

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》，金冲及著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版

「做研究分析，最重要的是问题意识」

第二点，对问题分析判断的能力。光知识面广，你只能重复前人已经弄清的问题。你要做研究工作，就不能停留在这个水平。宣传文章是把已知的一些重要道理，用进一步的发挥或者用一些生动的事实来说明，使得别人容易接受、容易理解；而研究工作，主要是回答那些本来未知的事情，否则只能叫做整理，而不能叫研究。

当然，我并不轻视宣传工作。因为我自己写宣传文章不比研究文章少。宣传工作要打动人心、有理有据，那是相当难的。但是，两者毕竟还是有区别，研究工作是你要解决一些以前没有解决的问题，另外还有事实和议论的关系。研究文章里面也有两类：一类就是刚才我说的叙述式，一类是夹叙夹议——既有叙述，也有分析评论。胡乔木同志比较看重夹叙夹议，不仅仅停留在事实上。叙述的文章也有个好处，材料那么多，你把它系统整理成一篇论文，一看就清清楚楚。这些文章我一点都不小看。我们单位里边相当数量的论文停留在这里，经过梳理，把材料变成有条有理的说明，但没有解决什么新的问题。

我以前跟近代史所关系很密切。有一位同志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，社会影响也很大。他写了好几本书，但主要是把材料系统梳理，叙述得还算清楚。他一个好朋友问他，大家知道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，在这个领域，哪一个重要问题是你提出来并解决的？他答不上来。

做研究分析，最重要的就是问题意识。陈寅恪先生特别强调这一点。我的老师周辅成先生说，你找到一个好问题，这篇文章就成功了一半。这个话并不过分。我现在确实有一个感觉，问题意识不仅仅是方法，而且是研究工作的动力所在。有一次，我们的单位请中国科学院前院长路甬祥同志来作报告，他是搞自然科学的，他说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两个原因：一个是社会的需要，一个是人的好奇心。前一个比较容易理解，恩格斯早就讲过，一旦社会上有某种需要，它对科学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比十个大学还大。他说人的好奇心这一点很新颖，许多问题想找到答案，就要去做研究工作，查材料，进一步思考，翻来覆去。如果能把这个问题弄清楚，你写出文章对别人也有用。

但是，问题里面还有重要跟次要的区别，你力量有限时，当然尽可能解决重要问题。研究工作在很大的程度上，首先是为了自己，要解决头脑里面感到困惑且还不清楚的问题。比如大家都知道，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，他就发现问题了，为什么苹果不是横着飞出去，不是上到天上去？他专心研究，研究出一个地心吸力，从地心吸力再进一步发现万有引力，再往后推导出很多力学原理。苹果掉下来人人看见，但别人没有问题意识，牛顿从这里想到了很多，就要努力去寻求一个科学的解答。胡适写过一句话，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：对人要在有疑处不疑，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。对朋友，我们应该宽厚；但对有的人，有疑处进一步追下去了，又成了新的问题；对学问，确实要在不疑处有疑。人家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，你感到这里有问题，你发现的问题越重要，你解决问题的文章价值就越高。

但是，问题有时很复杂，解决也有两种方法：一种是以论代史，从一个原理出发，用演绎的办法研究；还有一种是用归纳的办法。我并不是说归纳的办法就比演绎好，两个都重要，但绝不能只有演绎而没有归纳。我80%的时间用于看材料，20%的时间用来动手写。有些同志到档案馆去，头脑里面没有带问题。看的时候也不是在那里思考，先拼命做卡片，抄了一大堆的卡片回来，要作研究文章，就临时翻翻卡片，想找出点什么看法。

看档案材料与思考、分析、解决问题，应该同时进行。比如说，我头脑里有了一个问题，尽量看完有关的、方方面面的材料。实际上，看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。因为我想解决脑子里这个疑问，也许这一大堆文字中间有几句话一下跳出来，很解决问题，很说明问题。

当然有时候，有的事情我以为挑起了担子，但再往下看，原来事情还有更复杂的情况、更复杂的方面，我要改变自己的看法。不要认为自己第一个跳出来的看法就自以为是，然后沿着那条路越想材料越多，越想越完整——其实你走偏了方向，越走越远。我通常一面看材料，一面思考文章该怎么写。一般讲，材料看完了，基本上我就开始写了。不是说看材料时尽量抄卡片，要做研究了，就来整理这些卡片，在里面找。这不光浪费时间，也许很重要的话你没抄，不重要的事情抄了一大堆。

《一本书的历史》，金冲及著

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

「文字表达要干净」

第三点，文字表达能力。《周恩来传》，我们当时有四本速成稿，给胡绳同志看了三本，他提了什么意见我不记得，我只记得他说，我替你割掉了几十个“了”。他说，历史基本上都是过去时，都是已经完成的东西。比如说，我讲1977年几月几号，中共中央召开了几届几中全会，会议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，通过了关于什么什么问题的决议。好像文字也没什么毛病，胡绳替我把几个“了”字全删掉了。1977年几月几日，中共中央召开几届几中全会，全会分析当前的形势，指出什么什么……文字干干净净。胡乔木同志有一次统计，在《人民日报》上面出现频率最高的字，是“的”。的的的，跟水一样，滴滴滴，催人入眠。他讲，譬如说“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”，这句话很完整，把那个“是”跟“的”去掉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。你说哪一个有力量？

另外，文章要尽量口语化。你打开《毛选》，“谁是我们的敌人，谁是我们的朋友，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”（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）开门见山，明明白白，看一遍就能记住。很多学生可能这样写：“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和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，是在革命发展进程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什么什么的问题”，你能记得吗？你看，毛主席讲话就是那么干干脆脆，他用的都是很普通的话，他说“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，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,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，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的吗？”（《论联合政府》）毛主席在《反对党八股》里特别用了鲁迅一句话，“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、句段删掉，毫不可惜。”（《二心集·答北斗杂志社问》）

做研究、写文章常常有这种感觉，我看了那么厚一本书，看完了只有一条材料大体可用，我就用进去了；但这条材料并不那么有力量，可以删掉。我心里想，花了几天时间看完这本书，一共就抄了那么一句，现在要我删掉，这几天不是都白费了吗？不舍得。鲁迅说字、句、段删掉毫不可惜，这是因为他有针对性。

另外，写文字要注意文章的结构。毛主席提的标准是准确、鲜明、生动。准确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并不容易。我记得好像有这么一件事（大概，因为我可能记得不准确），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说，朱总司令在队伍面前讲了一些什么话，每一个战士都很激动。讲话这个事没有错，这是事实，有根据，可以查到。我就问那个作者：每一个战士？你一个一个都调查过了？你怎么知道？这不是你想出来的吗？所以，要准确有时候真不容易。

你每一篇文章主要是讲什么？你的观点是什么？要很鲜明。胡乔木同志说什么叫鲜明？譬如说你从火车站走出来，面前一大堆的广告牌，绝大多数都忘掉了，有两个广告你留下印象了，什么原因？或者是这个广告牌特别大，或者色彩特别鲜明，或者是连续出现。那时候从北京机场出来还是小路，有车在前面走，三岔路口有一块牌子竖在那里，叫“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有路就有丰田车”。因为要转弯了，你一定会看到。当年丰田车非常普遍，你印象就很深了。如果都是平平淡淡的广告，怎么会有印象呢？一篇文章里的主要见解，精彩的或是希望人家注意的问题，无非是那么一两处，或就几个地方。

写文章很重要的一条，就是处处要替读者着想。我在复旦讲课13年。教师教学跟研究有一个区别。教师眼中有人，那么多学生坐在那里，讲话就要想到，这样讲他听不听得懂、愿不愿意听下去，哪些问题三言两语就够了，哪些问题要展开。教师有个好处，他给学生上课不能做非常复杂的分析，否则下面学生都头晕了，都搞不清。而研究机关的人有时候有个缺点，他蹲在房间里面仔细看，仔细研究，眼睛面前没有人，所以他像写读书笔记一样，不考虑对方怎样。讲得重一点，在那里自说自话。

我说的三条，假定用简单的话来讲，第一条是要熟悉它，第二条要理解它，第三条要表达它。我讲的知识面要广且可靠，这是要熟悉它。你要分析问题，就要理解他。到最后要讲究文字，就是表达它。有的人在某一方面很有成绩，但总就有那么一两个大缺点。两个同学毕业时没差多少，但工作一二十年后区别很大，往往就在于是不是经过了严格的基本功训练。

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些。我讲的道理，只是从我这么多年的工作出发，感到应该这样，并不是说我都做到怎么样了。到现在，我写完了文章还是找秘书看，他觉得哪个地方讲得不清楚，我还得改。鲁迅讲过，没有什么真正的文章做法，各人有各人的路子，这些方法在这个人身上适合，在那个人身上就不一定适合。我们国家需要有贡献的人，也需要有各种各样的人才，有的人扎扎扎实实整理资料，有的人要做研究。真正好的办法还是在工作里面，根据自己的情况经常总结。我自己在哪一点上有进步了，我的弱点是什么？我年轻的时候大概每年年底要想一次，明年我针对弱点，试试换一个写法。有时候走过头，再收回来。所以讲来讲去，无非是供大家有一个参考，只要有几句话还有用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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